"如果说大厂是一辆轰隆前进的列车，外包人就像是一种动力燃料。而且他们发现，一旦进入到这个序列，很难逃脱其中的重力和困境。这是另一个系统的存在。"
撰文｜黄小芳
「明天不用来了，你被辞退了。」
袁宁接到电话是在晚上，她整个人懵了。白天还在工作，晚上就失业，理由是「你的考勤有问题。」
她是一名微博编辑。被辞退之前，自己毫不知情，也没有任何征兆。但打来电话的，不是微博的人，而是另一家公司的HR。是的。她是一名外包人。
第二天，袁宁去找小组长沟通，但任何申辩和解释都无用，事情丝毫没有转圜余地，辞退已成无法更改的事实。袁宁事后回忆说，可能就是要走一个人，而她正好被选中。
像袁宁这样的外包人，在互联网大厂不是少数，他们的使用权和归属权被分离。对大厂而言，谁走谁留不重要。任务完成，成本最低，才是关键。
这种关系背后是一条成熟的产业链，且被赋予特别好听的一个专有名词——灵活用工。虽然没人统计过这个群体的具体人数规模，但艾瑞咨询用另一个维度衡量他们的价值，年灵活用工的市场规模达亿元，并将在明年突破万亿。
一家提供灵活用工的服务商人瑞，仅服务字节跳动单个客户，一年收入就超10亿元。字节续约与否，直接影响人瑞的收益，甚至股价。
相比公司的前景，个人的命运显得苍白，甚至有点微不足道。
某种程度上，外包人是隐形人，他们不会成为大厂财报里人效比的分母，也无法分享公司增长的红利。相反，身处其中，他们经常直面职场「黑暗」，被异化被辞退。
外包或者说合同工并不是原罪，外包人所经历的价值感缺失、关系不平等、工具人化，也是每个职场人所面临的困境。只不过因为有外包公司这道「防火墙」，大厂对他们顾忌更少，外包人的职场困境也因此更加突出。
如果说大厂是一辆轰隆前进的列车，外包人就像是一种动力燃料。而且他们发现，一旦进入到这个序列，很难逃脱其中的重力和困境。这是另一个系统的存在。
01
辞退
袁宁一度有点害怕别人问她在哪工作。
即使是对最亲近的人，一两句话她也说不清楚。作为一名互联网大厂的外包人，她的工作地点在新浪，但合同却跟新浪无关。
这很尴尬。去年人口普查时，亲戚是老家的执行负责人，他们都知道袁宁在新浪上班，但填写联系方式的时候袁宁只能写外包公司的地址。她有时候也有些恍惚，要真说自己在外包公司好像也不对。
但现在这份外包公司也没了。而且明明是被辞退，最后袁宁却是主动离职。
在袁宁的各种问询之下，小组长开始推脱责任，说是公司来查考勤，自己也被罚了钱。她催促袁宁快点写辞职信，以换取离职证明和背调时不会透露你是被辞退的。这份在新浪的外包是袁宁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，「那两天有被打击到，我竟然就写了。」
这样的辞退套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，入职下一家企业，离职证明和背调是必须的，这成为扼住职场人命脉的利器。面对不公，大多数人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地离开。
外包人则更弱势，公司在这批合同工面前也更肆无忌惮。
张婷婷亲眼见过公司的无情，一个休了一天年假的同事，周二上班发现自己的门禁卡不能用，才知道自己被辞退了，事发突然，「都没反应过来，就收拾东西离开了。」
张婷婷在网易做游戏测试，这个工作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，计算机相关专业就可以。日常工作就是测试功能和上传测试报告。他们之间有时会开玩笑说，从大街上随意找一个人，培训一天也能干。
正因为可替代性强，年，她所在的外包小组成为裁员重灾区。十五六个人最后只剩下五六个。「这礼拜走一个，下礼拜又走了一个，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。」一种恐慌在蔓延，和同事一起吃饭时，张婷婷会想，「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。」
张婷婷无从知道大裁员的原因，她只能从日常细节感知公司要缩减开支，从前随便吃的食堂开始限制分量，一人只能领一份，厕所的卫生纸也开始不够用。
事实上，在利益面前没有什么不可替代，即使做到总监级别依然失业的危险。公司效益不好，裁员是公司最先采取的缩减成本手段。
公司往往会给予一定的赔偿，比如字节大力教育的裁员赔偿是N+2。但在外包，赔偿很难拿到。即使有，也微乎其微。外包人员和第三方公司签合同时，后者为了减少开支，合同约定的数字往往是最低社保的标准，这让赔偿变得容易。
负责外包招聘的HR姚安告诉「新芒daybreak」，他们的合同只约定底薪，一万的薪资，以合同上的来赔偿，干两年也就赔一万。
即使这样，外包人拿到赔偿难于上青天。为了减少赔偿，外包公司有的是办法。
张婷婷后来维权时才发现，那家在杭州的公司注册地其实在广州，如果要申请仲裁，需要飞去广州。而像张婷婷这样，有索赔意识到人也不多，更多人像袁宁一样，选择默默地消失。
在大厂、外包员工和外包公司的三角关系里，大厂承担的责任非常有限，有时一个电话就可以终止跟外包员工的关系。
姚安还记得，一个甲方公司因为项目被砍，连夜要清退13个人，而且要求外包公司第二天中午必须完成。有时候，外包公司不想走赔偿程序，就会对这些人采取冷暴力，不理会不回应。直到外包人消耗不起，主动离职。
02
被割的毕业生
很多人做外包是不经意的选择。
去年毕业，袁宁给一家外包公司投递简历，她想当编辑，后来公司主动联系她，很快安排了面试，一天完成三轮，袁宁成了新浪微博外包岗的一员。
「我之前对外包不是很了解，也没查到太多内容。」袁宁听别人说，可能会有两个领导，但外包的HR告诉她，只需要听新浪那边的安排就好。
张婷婷进入网易做游戏测试更随意。毕业那年，朋友提醒考研的她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经在网易做外包的学姐介绍，她去参加面试。考研失败，网易发了offer，多元的月薪，她能接受。
同样没有深思熟虑的还有潘阳。相比一般外包，他的简历无可挑剔，研究生毕业于世界排名前50的学校。留学回国后错过校招，选择受限，就去一家期刊杂志当编辑。但他更向往游戏领域，所以看到一家头部大厂的招聘启示，就投了简历。
最开始，潘阳并不知道这个岗位是外包，面试两次之后，HR才告诉他职位属性。
问了一圈好友，他对外包的判断是，编制问题，可能转正比较困难。但HR告诉他，不是没有转正机会。怀抱对游戏的热情，他最终入职。
潘阳在这家头部公司工作了3年，这也是劳动合同的签署期限。到期后，他没能转正，公司也没有续约，而是告诉他「不用来了」。
聊起这段外包经历，别人总觉得潘阳选错了。身边的同事多是二本甚至三本院校毕业，却能在大厂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这种落差让潘阳心里难受。「后悔也没用，只能告诉自己，下一份工作打死也不做外包。」
不要去做外包，几乎是所有过来人的忠告。但每年依然有大量的毕业生成为外包中的一员，且愈演愈烈。
大公司喜欢毕业生，张婷婷告诉「新芒Daybreak」，她所在的公司就是一年割一茬，每到年末劝退一批人，再以便宜的价格招徕新的应届生。新人更能熬夜，更能加班。她离开网易时，一个外包小组人数不变，但同一届进来的只剩下两个人。
袁宁也有同样的感受，不到一年，她所在的小组人员几乎大换血。雇佣关系脆弱得不堪一击，一个电话联系不到，就被辞退并不夸张。公司的劝退口径往往是这样的，「虽然你犯了错，但不会被强制辞退，你可以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。」
大厂喜欢用外包，直接的原因是试错成本低。在腾讯做外包的陈舒听组长透露过正职和外包的成本差，同样的岗位招正职成本月薪在26k，而外包不高于15k。
外包多集中在销售类、运营类以及客服类等非核心岗位，客观上工作内容比较简单，不需要太多经验，大学毕业几乎都能胜任。
另一方面，没有大厂愿意被别人指责「大企业病」。所谓「大企业病」的一个指标就是人效下降，这些都跟员工数量紧密相连，最终被体现在财报的数字。某种程度上，非核心岗位多用外包是保护大厂「面子」的一个关键。
03
两个世界的人
新浪的办公区，外包和正职的工位一眼就能分辨。
正职的工位上有新浪Logo的杯子、抱枕等物品，这些都在诉说他们的主人安营扎寨很久了，外包的桌子上则只有电脑和水杯，随时可以清空。
虽然只隔着一条过道，氛围也完全不同。袁宁印象里，正职员工每天有说有笑，甚至打打闹闹。他们这一桌则都戴着耳机，对着电脑，互不干扰。
工作需求是让外包和正职合作，但很多细节都提示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
差别核心体现在权限。袁宁没有工卡，她手上的一张卡只能开门，其他什么都做不了。去总部吃饭用不了，打印机也用不了。任何需求只能和组长申请。她也下载了新浪员工专属的APP新浪口袋，但只能用来连接VPN。
在腾讯做策划的陈舒，领到的邮箱只能接收不能发送邮件，但他的工作又需要发文档给乙方。开通发送权限需要三个人审批：组长、项目负责人和大老板。
腾讯员工自我学习的知识库和素材库，陈舒也需要审批通过才能使用。
潘阳曾经觉得自己和正职并没有什么差别。在公司的3年，他的工作内容从执行变成了统筹规划，需要的权限，只要申请就能获得。
但今年1月份，他突然发现自己不再能访问后台数据，后来才知道，公司统一要求数据向外包屏蔽，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踢出去，没有任何人事先通知。
这种权限限制，本质上是一种不信任。这种不信任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末梢，就是工牌。
外包员工和正职员工的工卡，功能不同，外观也迥异，肉眼望去，大家都心领神会，更方便管理者辨识。
去年年中，网易游戏测试的外包员工被要求统一更换工牌，新工牌是亮黄色的外壳加上绿色的脖绳，正职员工的脖绳则是黑红色的。那种亮黄色在张婷婷眼里巨丑无比，但公司规定不能擅自加卡套。「当时我们都很生气，就觉得一定要分得这么清楚吗？」
有人做了挑战者。
张婷婷的外包同事换成从淘宝买的可爱一点的外壳，在楼门口，保安伸手拦下，要求她必须换回原壳原绳，否则不能进去。她被拦下的一旁，忘记带卡的正职员工，直接刷脸走进公司大门。
因为类似情况被保安拦下的不止一人。他们在群里抗争和控诉，「凭什么不让我进，我就缺个带子，我不想要这带子就不行吗！」这个群里，有外包公司的HR，也有网易内部的HR和管理者，但没有一人出面回复，群里其他人也不说话，后来事情不了了之。
张婷婷知道，保安也是按要求办事，放你进来他可能要被扣钱。也许这些是不足为道的小事，但在边缘人眼里，一点点小的细节都被敏感神经放大。
网上传闻正职会排挤、歧视外包，袁宁和张婷婷并不认同，因为他们交集少得可怜，甚至压根接触不到正职。
袁宁所在的组只有组长是正职，他们的交集也只有工作交代时发生。张婷婷所在的公共组连组长都是外包的，只有顶头上司是正职。
正职和他们不在一个